李渊画像

　　诚信，是一个社会稳定的基础。“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唐·吴兢《贞观政要·诚信》）。国家如果没有建立诚信体系，那么，社会必将多变，古人说，诚信乃国家之“宝”。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朝是封建鼎盛时期，尤其是其初年，对于诚信极为推崇。那么，当时是如何倡导诚信的呢？

　　一、国家层面，倡导诚信执政

　　隋朝末季，李渊起事之时，着意收拢人心，隋恭帝义宁元年（617年），“（李）渊至西河，慰劳吏民，赈赡穷乏”，受到了百姓的拥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了政治、军事形势需要，李渊委任了很多文武官员，“手注官秩，一日除千余人”。当时官场惯例是“补官者皆给以符，谓之告身”（《唐志》），但是，军书旁午戎马倥偬之际，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可做“告身”的材料，于是，李渊大笔一挥，在纸上直接就写某某人担任什么官，而后，“受官皆不取告身，各分（李）渊所书官名而去”（《资治通鉴》卷一八四）。可见，唐朝的开创者在当时的诚信度之高，大家信赖李渊不会食言，所以，即便是不符合正常“手续”的任命，也照样为之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着李渊打江山。

　　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从唐高祖手上接过大唐江山，为了一洗前朝积弊，打击官员腐败，整顿吏治，太宗皇帝动了一番脑筋。

　　为了摸底官员群体中到底哪些人是贪官，唐太宗用了个“小方法”——秘密派遣亲信故意去行贿要害部门的官员，“上（唐太宗）患吏多受赇，密使左右试赂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说是“试赂”，实际上是“钓鱼”。有鱼饵，果然就有“鱼”上钩，“有司门令史（掌管天下城门关口之籍赋的官员）受绢一匹。”唐太宗立即派人把这个司门令史抓了起来，并且要杀他以警诫其他官员。这时，民部尚书裴矩就说：“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意思是说：作为官员贪污受贿，有罪当死，但是，皇上您故意派人去“行贿”勾引官员，并且还使他受贿了，实际上是不顾诚信，有意挖了个“陷阱”让他掉进去的，这恐怕与“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同化百姓”的古训相违背吧！——唐太宗毕竟是气量宽宏的一代明君，顿时明了其话外之音，知错即改，并且很高兴地把这件事通报给在朝五品以上文武官员，并表示即便严于执法，也不能不顾诚信，还把敢于进谏的裴尚书大大地表扬了一番。

　　公元627年，有官员向唐太宗上书献计献策“请去佞臣”。唐太宗就追问：“佞臣脸上也没有标志，如何辨别佞臣呢？”那个上书人就给皇帝支了一招，说：“陛下召见群臣谈话的时候，不管对错，您故意当廷发怒来试验大臣们，那些执理不屈、依然坚持原则的人就是直臣；那些畏惧您的权威而屈服顺从您的人，就是佞臣了。”尽管唐太宗善于纳谏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但他不是个脑筋不转弯的君主。唐太宗想，这不同去年的“试赂”类似么？哪能再玩这类不讲诚信的小伎俩？！于是，他对大臣们说：“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诈，即为不诚信，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君”如果不讲诚信，将何以率先垂范，驾驭众臣，治理国家？唐太宗严正声明不用小权术治理国家。照现在的话来说，治理国家是项巨大的系统工程，用些小权术玩些小聪明虽然在某些方面能达到一时的目的、一定的效果，但是，长远而言，从大局来看，绝对是得不偿失。

　　李世民是个十分善于借鉴历史的皇帝。他曾经多次对近臣和宰相们说：“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周与秦得到天下后，两个不同朝代最高统治者的施政方针有着巨大反差，李世民指出包括国家诚信在内的“仁义”建设使得周朝坐江山接近800年，而秦政府一意“诈力”，不修仁政，不讲诚信，总共才统治15年，二世而亡，也就不足为怪，“此修短之所以殊也”。

　　《贞观政要》卷五中的记载则更能体现出唐朝初年统治者对于诚信建设的重视。

　　贞观十年（636年），大臣魏征向唐太宗上奏说：“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贞观政要》）意思是，为臣听说治理国家的基础，必定依靠德行礼义；国君的保障，只在于诚实信用。既而，他又阐述：“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意思是，诚实信用建立了，那么臣下就没有异心；德行礼义形成了，那么远方的人就会来归正。被唐太宗视为“镜子”而极其借重的名臣魏征，此一番话与唐朝初年政府积极打造诚信有着渊源。

　　唐朝初年统治者的治国共识是：“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德行礼义、诚实信用乃是国家执政的大纲。如此，则肇始了盛唐欣欣向荣、繁盛富强的政治经济局面。

　　二、初唐社会，讲诚信蔚然成风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春，万泉县丞唐临负责该县的狱政，当时万泉县大牢里关押着十多个囚犯。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又下了场及时春雨，正适合春耕播种。唐县丞担心囚犯家里误了农时，就同意囚犯先回去忙农事，约好一忙完田里活计后，要立即回来继续坐牢。囚犯们都作了承诺。于是，“（唐）临纵之，使归耕种”。农忙一过，所有的囚犯一个不少地“皆如期而返”（《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执法者的人性化执法与信任打动了囚徒，使得原先的违法者也变得讲诚信守诺言。这个事例传为千古美谈。以自己的性命与前程为囚犯作担保的官吏唐临，业绩突出，后获重用，累官至吏部尚书。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不是因为当时的刑罚轻，而是“德礼诚信”的治国纲领潜移默化地教化了百姓所致。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中的一则记载更加验证了当时社会重诺守信之风。贞观六年（632年）年底，“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古代执行死刑一般都在秋天，因为要过春节了，唐太宗就释放死刑犯回家与家人团聚过年，并且还扩大到全国监狱系统，“仍敕天下死囚，皆纵归，使至期来诣京师”。让死刑犯过完年，自己来京城接受处死。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可见唐太宗时期政府人性化执法程度，同时，更显示出当时执政者极强的执法自信。

　　妙就妙在那些奉命回家过年的死囚也遵守“游戏规则”，第二年秋天，也就是贞观七年（633年），“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一个也没有少，全部按时按点地回来接受死刑处罚。一时之间，唐太宗也被这些守诺言讲诚信的死囚所感动，放宽了对死囚犯的处罚。这样的举措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凤毛麟角。

　　唐朝诗人写过一首《江南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这虽是一首闺怨诗，但是有其写作背景。经过初唐的开疆辟土，唐代疆域相当辽阔，商业很发达，从事商品远途贩卖、长年在外经商的人群日渐增多，商人重利，四处奔波，当时也不流行带着老婆做生意，商人的妻子不免要空闺独守，过着孤单寂寞的生活。文学来源于生活，这个社会问题就反映到了这首《江南曲》中来了。诗人“化身”为一个独守空闺的少妇，异想天开，说潮水虽然不是人，但是它“讲诚信”，每到一定的时候，都会涨潮，因而嫁给一个不信守诺言的商人还不如嫁个弄潮之人，他还能随着有“诚信”的潮水定期回来与妻子共享于飞之乐呢！

　　其实，普通人的想法最直白、实际，孤寂苦闷的少妇希望自己只顾赚钱的丈夫能重闺房之约，成为一个讲诚信的丈夫，不让期望的人等待得太久。从唐代盛行闺怨诗来看，类似于瞿塘贾之妻的想法不在少数。同时也反映出当时整个社会对于不讲诚信不守诺言是唾弃的，反之，讲诚信的人格外受到青睐。

　　三、君臣上下，个人视诚信为至宝

　　对个人来说，正如孔子所言：人无信不立。《说文解字》中也解释道：“诚，信也。”“信，诚也。”诚实无欺，信守诺言，言行相符，表里如一等等，这些都是一个人讲诚信的标志。

　　李世民画像

　　唐朝第二个皇帝李世民之所以在历史上成为帝王典范，除了因为他奠定了唐朝二百八十九年的基业之外，同他的个人魅力也不无关系。讲诚信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一个很重要的人生标签。

　　如史料记述，李世民是在感觉到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攻击迫害的情形下，于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发动了玄武门事变，先下手消灭了太子与齐王势力。血雨腥风，当时情形下，人心惶惶，尤其是原来同太子与齐王有关系的官员们，都担心战场上滚过来的血气方刚的李世民会再用血腥的手段来解决他们。这样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李世民的追随者们也确实“欲尽诛（李）建成、元吉左右百余人”。但是，李世民没有采纳，而是很明确地宣布：“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与，一无所问。”这样的调子一确定下来，人心底定，李世民稳稳当当地坐上了皇太子位置，并实际掌控起大唐王朝。通俗观念认为，人一富贵，嘴脸会变。登上权力顶峰的李世民到底会不会信守诺言呢？当时，谁也猜不透。

　　最能体现李世民品格的是在他成为胜利者之后的表现。“政敌”李建成的心腹、在玄武门事变中与李世民对抗的将军冯立、谢叔方，得知李世民不追究历史问题时，都主动向朝廷自首。而另一个逃入终南山的李建成的心腹将军薛万彻，此人极其谨慎，不相信李世民真的会放过他，就带了几十个兵坚持躲在山里“打游击”。为了显示朝廷宽大为怀，“世民屡使谕之”。几次过后，当薛万彻多方打听得知李建成当年的部属确实都没有受到打击后，终于出来见李世民。李世民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说：“此皆忠于所事，义士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一）于是，这三位将军分别被重新委任官职，并且尽心做事，颇有政绩。尤其是薛万彻深得唐太宗赏识，在唐朝平定突厥、消灭薛延陀部，以及征讨高句丽时，带兵打仗，智勇过人，屡立大功，唐太宗将自己的妹妹丹阳公主嫁给了他。

　　李世民讲诚信守诺言，当他掌权后，诚心重用了原先李建成一系的一批德才兼备的部下，如魏征、王珪、韦挺等，他们效忠于李世民，殚精竭虑，辅佐李世民成为一代明君。

　　唐中宗时期的大臣萧至忠，曾经与朋友约好某日于街中某处相会。到了那一天，突然下起大雪来，家人都劝说他不要赴约了，或者派个仆人代他去告知朋友，改约他日。但是，萧至忠认为：“焉有与人期，畏雪不去？”坚持亲自去赴约。萧至忠在约定地点，立于雪中等待了很长时间，雪下了一尺多厚，那个朋友才来。后来，萧至忠官至宰相，“及登廊庙，居乱后邪臣之间，不失其正。”（唐·刘肃《大唐新语》）即便唐玄宗后来因为政见不同将其处死，但是依然发自内心地称赞萧至忠：“我为社稷计，所以诛之。然其人信美才也。”讲诚信，总是受到人衷心赞美的。

　　结 语

　　“政者，正也。”（《论语》）唐太宗曾与大臣们细致广泛地研讨过一个国家中君臣上下关乎诚信与执政的课题：“言而不行，言无信也；令而不从，令无诚也。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虽在颠沛之中，君子之所不为也。”（《贞观政要》）国家有诚信，则必得其“正”。一个国家上下齐心协力，共同望治，那么必定国治民安。

　　“唐太宗是中国史上一个杰出的君主。”（钱穆《国史大纲》）通过执政实践，唐太宗李世民概括提炼了他的重要治国方略：“盖取之（得天下）或可以逆得，守之（治理国家）不可以不顺故也。”治理国家，必须要靠仁义“顺道”方能达到长治久安的效果。唐太宗的睿智练达的执政理念成为贞观年间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开创了举世闻名、震烁古今的“贞观之治”局面，并为整个唐朝奠定了一个良好开端。然而，唐朝中晚期，内外矛盾尖锐，社会诚信度出现急剧滑坡，社会动荡，唐王朝一步一步滑入了崩溃的泥沼。值得后世借鉴。

　　综合历史来看，政府的行为都是无声的号令，对整个社会起着引领作用，同样，建设社会诚信也必须先从政府做起。上行下效，整个社会、全体民众都努力做到守诺言讲诚信，那么，社会必定会更加和谐稳定，国家更加繁荣富强，安全幸福指数则更高。